2020的开年之际，一场突如其来的新冠肺炎疫情突然暴发，在全国引发了恐慌，其来势之凶猛，漫延之态势，比2003年暴发的非典疫情有过之而无不足。

　　随着疫情暴发的，必然是各种舆论的暴发，尤其是在当前这样一个全媒体传播时代，主流媒体的权威发布，各类新闻机构、传播平台的多方信息披露，各色网络大V的专业解读、专家点评，自媒体（微信群组）的各类民间传播等等，不一而足，形成了一个个汹涌澎湃的舆论大潮，伴随并影响着整个抗击疫情战役的全过程，全国民众的情绪也随之波动起伏。

　　在这期间出现的几个重大舆论焦点，引发了一个个舆情浪潮，直接影响了民众情绪和舆情走向。本文就此次新冠肺炎疫情的几个重大舆论焦点的形成与传播作一粗略分析，或许会给我们一些启示。

舆论焦点一：
医生李文亮的逝世，引发海啸般的舆情，偶然中的必然。

　　武汉市中心医院眼科医生李文亮因最早于2019年12月30日向外界发出防护预警,而被称为疫情“吹哨人”。

　　“吹哨人”这个词起源自英国警察发现有罪案发生时会吹哨子的动作，以引起同僚以及民众的注意。 所谓“吹哨人”制度（也叫“吹哨人法案”源于美国），就是知情人士的爆料制度，而知情人往往又是内部人，作为知情人能够尽早发现问题，吹响哨声，大幅度降低监管成本。

　　2019年12月30日，当时在相关医院的医护人员中对新冠肺炎病例开始有了疑虑，李文亮在同学群里发了 “确诊了7例SARS”的信息， 提醒大家注意。消息发出后，1月3日，当地公安机关对其进行了传唤和训诫。不幸的是李文亮后来在接诊时感染了新冠病毒，2月7日凌晨，经全力抢救无效不幸去世。被民众认为是一个为民请愿、一个以身殉职的英雄走了。无论偶然或必然，这注定是一个充满悲剧色彩的事件。这触动了民众最敏感、最脆弱的神经与情感，网上对李文亮的悼念铺天盖地，被称之为网上国葬。

　　这显然是人们一个时期情绪积压的一次暴发，引发公众的强烈质疑和不满。这个事件也引起了国外舆论的高度关注，给境外一些组织和人士对我国进行抹黑和煽动各种不满情绪提供了机会和口实，这点也不得不让我们提高警惕。

　　这个事件同时也引起了中央的高度重视，2月7日，经中央批准，国家监察委员会决定派出调查组赴湖北省武汉市，就群众反映的涉及李文亮医生的有关问题作全面调查。

　　这个事件给我们的启示：

　　一是突发事件的发生，信息公开是首要选项，只有公开才能制止谣言。这里有一个误区，当事者认为此时情况不清楚，原因不明了，说不清也没法说，待把情况弄清楚后再说。其实这时候只要告诉大家，发生了什么，我们在做什么就够了，后续慢慢再说清楚也不迟。这叫抢占话语权，后续再不断的公布事件处置进展情况，取得引导舆论的主动权。如果等你把情况弄清楚再说时，谣言已经满天飞了。

　　二是在疫情处置的非常时期，敏感时期，各方行政、执法部门对围绕疫情所采取的措施、行为要审慎，要有大局观念，最好是对措施的影响和后果进行一下舆情评估。

　　三是对网络谣言应有更加准确、科学的定义，公安机关要提高对谣言与民众正常言论表达的辨识能力，避免一而再而再三的犯错，给党和政府公信力造成极大的损害（一如鸿茅药酒事件时，内蒙凉城公安为一个网络帖子跨省抓人，引发当年最大舆论危机）。如果武汉公安对李文亮医生的“谣言”的界定更准确一点，思维更包容一点，行动前更审慎一点，而不是简单的例行公事，让所谓“谣言”（最高法院文章已经证实不属谣言）飞一会儿，行动慢半拍的话，就不会造成后来千夫所指的被动局面。

舆论焦点二：
武汉市和湖北省政府的质疑。

　　疫情扩散后，网上对这个问题的舆论主要集中在疫情发生初期是否瞒报情况，以致决策失误，延误战机，造成后来不可收拾的局面。

　　中央电视台在联线采访武汉市委书记马国强时，他用三个词来表达自己的心情：内疚、愧疚、自责。

　　我们回顾分析一下疫情发展几个时间节点：

　　2019年12月26——29日，湖北省中西医结合医院呼吸与重症医学科主任张继先先后接诊7个相似病人，4个来自华南海鲜市场，她判断“这肯定有问题”，并率先分别于27日和29日向院领导作了汇报。

　　2019年12月29日（星期天）下午，湖北省中西医结合医院召集相关科室专家，对这7个病例进行了逐一讨论，一致认为，情况不正常，立即决定：直接向省、市卫健委的疾控处报告。

　　2019年12月29日（星期天），省、市卫健委疾控处接到报告后快速反应，指示武汉市疾控中心、金银潭医院和江汉区疾控中心，来到医院开始流行病学调查。并于当天傍晚，武汉市传染病定点收治医院——武汉市金银潭医院逐一查看了这7个病人，并接走了病人。

　　2019年12月30日，国家卫健委派出专家指导组抵达武汉。

　　2019年12月31日，武汉市卫健委向社会公开发布了《武汉市卫健委关于当前我市肺炎疫情的情况通报》。

　　2020年1月1日，武汉华南海鲜市场关闭。

　　2020年1月2日至7日，中科院武汉病毒研究所、中国疾控中心实验室等机构已相继明确病原体为新型冠状病毒并检测出病毒全基因组序列。

　　2020年1月6日至10日，武汉市“两会”召开。

　　2020年1月8日,国家卫健委第二支专家组赴武汉。

　　2020年1月10日春运启动。

　　2020年1月12日，武汉市采取了机场测温、高铁站测温等措施（这应该也是象征性的，没有实际措施）。

　　2020年1月11日-17日，湖北省“两会”在武汉召开。

　　2020年1月18日，武汉百步亭社区第二十届万家宴如期举办。

　　2020年1月18日，国家卫健委派的第三批专家组（高级别专家组：钟南山，李兰娟，袁国勇，乔治.Fu.Gao，曾光）到武汉指导。发现“人传人”属实，情况危急。

　　2020年1月20日，习近平主席对疫情防控作出重要指示，李克强总理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部署疫情防控工作。国家卫健委把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界定为乙类传染病按甲类管理。

　　2020年1月23日，武汉市封城。

　　从上面时间节点来看，从一线医生发现问题汇报到市、省、国家卫健委，并马上采取隔离措施（29日当天），至30日国家卫健委派出第一批专家组，仅用了一天时间，12月31日武汉市卫健委发布《肺炎疫情的情况通报》。2020年1月7日分离出病毒，并检测出病毒全基因组序列，中国也第一时间就向世界卫生组织分享了病毒检测结果。

　　以上可以看出，在疫情发生初期，应该说采取的各项措施是迅速有效的，疫情信息也做了公开通报，经媒体报道，全国很早就知道武汉发现新冠病毒一事。

　　那么问题出在哪里呢？

　　我们知道，公共卫生事件不同于自然灾害（地震、洪涝等）、事故灾难（矿难、交通事故等）及社会安全事件（暴恐、重大刑事案等），后三种突发事件，从一定意义上说，它一发生就已经是即成事实，需要做的是应急处置、抢险救灾，防止灾情进一步发展，尽可能减少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而像新冠肺炎这样的公共卫生事件，它有一个隐蔽性和不确定性。人们对疫情有一个发现、认知、判断、决策的过程。任何一个环节的失误，都可能会造成严重后果。

　　根据上面的时间节点来看，应该是在研判和决策的环节出了状况，对病毒认知不足、判断失误，导致决策失误，这里有主客观方面的因素。

　　一是这次新冠病毒来势凶猛，尤其是隐蔽性和高传染性，人们的发现、认知过程中，已经开始了广泛蔓延。

　　二是专业人士及卫生官员对病毒的认知和判断的不准确性（认为可防可控、未发现明显人传人等）。

　　三是地方政府的行政官员，没有经历过如此重大突发事件的考验，主客观方面准备都不足。面对凶猛的病毒，认识不足（无知），警觉不够（麻痹），丧失了管控病毒扩散的重要节点。

　　四是按照惯性思维与常规动作来处置疫情。时值开年之际，临近春节，两会召开，在这样一个时间节点，维稳的心理压倒防疫的心理。如在1月12日开始对机场、车站进行测温时（彼时也是象征性的措施）采取更加严厉的措施，情况也许会不一样（有点站着说话不腰疼了，其实当时这也是一个艰难的两难选择，相信任何选择都会付出极大代价）。

　　这样，专家的判断有误，轻率表态，官员以维稳为主的意识与惯性思维，多种因素结合到一起，灾难就此发生。

　　无论如何，疫情源起武汉，漫延到全国乃至影响全球，武汉市乃至湖北省难辞其咎。显然，感到“内疚、愧疚、自责”的，应该不止是马国强一个人而已。

　　这期间有很多需要检讨和总结的地方，相信待疫情平息后，会有一个客观公正的结果。但这也需本着客观、公允、实事求是的态度，具体问题具体分析。总结经验教训，补足短板与弱项，进一步完善我国医疗卫生体系和机制，提升我国公共卫生突发事件的应急处置能力和水平。社会公众、社会舆论也要秉持客观、理性的精神进行分析和批判，并提出富于建设性的意见和建议。而不是站着说话不腰疼，充当事后诸葛亮，进行所谓的品头论足、指点江山；或是貌似站在道义的至高点，一味的指责、攻击，进行道德审判。

舆论焦点三：
论文事件。

　　2020年1月29日，正是新冠肺炎疫情防控的紧张时刻，一篇发表在新英格兰医学杂志上的论文，把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CDC）推到了风口浪尖。这篇论文由中国疾控中心领衔，包括了湖北省疾控中心、香港大学等十几个单位的专业人员共同撰写。

　　这篇论文称，研究表明，自2019年12月中旬以来，密切接触者之间已经发生了人际传播。此外，1月1日——1月11日，共有7位医务人员感染。但此时，公众对此一无所知。

　　大难当前，医学专家是该先治病救人还是先忙着发表论文？既然早知道有“人传人”，为什么要隐瞒？由此又引发了新一轮的舆论潮。

　　尽管后来中国疾控中心主任高福（作者之一）通过媒体解释称“这是一篇回顾性分析”、“回顾性调查正是CDC的职责之一，我们防控一直没有停”等等，但仍然无法改变公众“于百姓生命不顾而忙着搞科研出成果”的印象，甚至发展到对论文作者和机构漫无边际的质疑和攻击。

　　这个事件对我们启示：

　　启示一，在疫情处置的非常时期，敏感时期，参与防控的各方机构、部门或相关人员，对围绕疫情所采取的各项措施、包括言行都要审慎，要有全局观念和风险意识。最好能提升一点自身的媒介素养，事前做一下舆情评估，这样就可以避免一些低级错误的发生。

　　显然，中国疾控中心发表的这篇论文并不是时机。

　　启示二，论文与救治孰重孰轻，如何摆正科研与救治？大疫当前，一切的工作应以治病救人为中心，科研服务于临床实践，这是毋庸置疑的。但我们的职称评聘标准却是以论文至上、文凭至上，导致重论文、轻业绩，重文凭、轻能力的倾向严重。这也引发了学界、业界的广泛诟病，并提出了许多建议和意见。同时也引起了相关科研、行政管理机构的重视，期待能有所完善与改进。

舆论焦点四：
各级政府新闻发布会。

　　此次抗击疫情，从中央到地方各级政府都多次召开新闻发布会，其发布频次之高和发布内容之广都是前所未有的。对于及时公开信息，回应社会关切，稳定公众情绪，并引导公众开展防疫自助等方面都发挥了重要作用。

　　这也得到了国际社会的积极评价与赞誉，世卫组织总干事谭德塞也表示，中方始终坚持公开透明原则，及时发布信息，快速识别病毒并分享基因序列，采取果断有力措施控制疫情传播，体现的不仅是对本国人民生命健康的高度负责，更是对全球疾病防控的大力支持。

　　他认为中国为抗击疫情所作的努力值得尊重和赞赏，值得学习致敬。事实上，中国采取的很多防控措施远远超出应对突发事件的相关要求，为各国防疫工作设立了新标杆。

　　这与2003年非典时开始不说，后来不得不说，引发国内公众和国际社会的广泛诟病形成鲜明对比。

　　但在新闻发布会上也暴露出了一些问题，正反两方面对以后的新闻发布也各有启示。

　　启示一，有的发布人员在发布信息时不能脱稿、，通篇念稿，像是在做工作汇报，显得繁杂冗长，让人很难找到重点或核心信息，影响了传播效果。

　　一场好的新闻发布会，要做好充分准备，把自己要告诉公众的信息进行梳理和提炼，所传递的信息不宜太多，一般核心信息三至五条为好。能提炼总结出几个所谓的“金句”，传播效果就更好了，如媒体总结出来的：宅（不出门）、戴（戴口罩）、洗（勤洗手）等。

　　启示二，高层出席，彰显责任和权威，发布的公信力、影响力极大。纵观每次的发布会，参与的官员基本都是书记（副书记）、省长（副省长）、部长（副部长）市长（副市长），以及相关专家学者等知名权威人士。这应该也是一个突破和进步。改变了过去有事时，高层不出马，让别人去躺枪的现象，如天津爆炸案、7·23甬温高铁事故等。

　　启示三，基本克服了不愿说、不敢说的问题，从中央到地方各级政府、相关部门都是主动说，不仅敢说，而且也会说。其间出现了许多可圈可点的新闻发布和记者采访的经典案例。如温州市长姚高员在记者联线采访中，对全市的疫情状况了如指掌，回答问题如数家珍，展现了一个头脑清晰、务实能干、责任担当的政府官员形象；又如天津市疾控中心副主任张颖在新闻发布会上，对一起疫情病毒溯源做了一场犹如“教科书式的讲解”，被网友称为“天津福尔摩斯”。

　　这些政府官员或机构负责人面对媒体，回应社会关切的出色表现，赢得了网民的一片盛赞，也形成了一阵阵赞扬的舆论高潮。这对于传播正面信息，树立政府形象、消除公众恐慌和猜疑都发挥了积极作用。

　　目前，抗击新冠肺炎的战役已经到了决胜的关键时刻，我们相信，有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全国人民万众一心、众志成城，必将战胜病魔，取得抗击疫情的全面胜利。

　　中国人民必将浴火重生，迎来一个春光明媚、百花盛开的春天。